（文章來源：教育新聞網(wǎng)）

蘭開斯特大學的研究人員說，過分依賴新技術來解決氣候變化的承諾正在造成拖延。他們發(fā)表在《自然氣候變化》上的研究呼吁結束長期的技術承諾和重新制定氣候變化目標的周期。應對氣候變化的當代技術建議包括核聚變發(fā)電，巨型吸碳機，使用數(shù)以百萬計的風力泵進行冰恢復以及在平流層中噴灑微粒。

蘭開斯特環(huán)境中心的研究人員鄧肯·麥克拉倫和尼爾斯·馬庫森說：“四十年來，技術承諾拖延了氣候行動。當代的承諾同樣危險。我們的工作揭露了這些承諾如何提高人們對更有效的政策選擇的期望。未來，從而使政治持續(xù)不斷的自以為是和行動不足。

夸夸其談不一定是故意的，但這種諾言可以助長系統(tǒng)性的“道德腐敗”，在這種腐敗中，當前的精英階層能夠走上自我服務的道路，同時將風險轉移給未來和全球南方的脆弱人群。

這篇文章描述了此類承諾的歷史，展示了如何根據(jù)新的建模方法，方案和技術承諾重新解釋并以不同方式代表了“避免危險的氣候變化”這一首要國際目標。研究人員認為，目標，模型和技術的發(fā)展共同導致延誤：“每項新穎的承諾不僅會與現(xiàn)有觀念相抗衡，而且還會淡化任何緊迫感，從而使氣候行動和行動的政治截止日期得以反復推遲。破壞社會對有意義的回應的承諾。

他們得出結論：“將希望寄托在更多的新技術上是不明智的。相反，文化，社會和政治變革對于使行為和技術對氣候變化的響應得以廣泛部署至關重要?！?/p>

研究人員將氣候目標的歷史分為五個階段：“穩(wěn)定”，然后是“減排百分比”，轉向“大氣濃度”(以百萬分之一表示)，“累積預算”(以碳噸為單位)二氧化碳)和當前的“結果溫度”。在第一階段(大約在1992年里約熱內盧)，技術承諾包括提高能源效率，大規(guī)模增加碳匯和核電

在圍繞京都峰會(1997年)的第二階段，政策承諾著重于通過提高效率，燃料轉換和碳捕集與封存(CCS)來減少排放。

在第三階段(2009年，哥本哈根附近)，CCS與生物能源建立了聯(lián)系，而政策則側重于大氣濃度。第四階段見證了復雜的全球碳預算模型的開發(fā)以及一系列公認的負排放技術的出現(xiàn)。第五階段的政策越來越關注溫度結果，并隨著2015年的巴黎協(xié)議正式確定。
（責任編輯：fq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