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是一個需要付出“成本”的過程，所以“理性”是“痛苦”的。

因為人是自私的，雖有愛心 ，卻愛心有限，所以愛心不能擴張（隨著距離加大愛心減少）。于是我們需要一個陌生人互助的平臺，那就是市場。

因此，在人際關系的“二元世界”中，熟人之間講“愛心”，陌生之間在乎“規(guī)則”，也因此市場有反饋慈善則無反饋。

“稀缺”無處不在。因為“稀缺”，所以“選擇”；因為“選擇”，所以“區(qū)別對待”；因為“區(qū)別對待”，所以形成“歧視”。稀缺、選擇、區(qū)別對待、歧視，就形成了四位一體，而最終的落腳點表現在了“歧視”上。

“歧視”遍布于社會經濟生活中，而“歧視”的嚴重程度取決于歧視所產生的“后果”的大小。后果越小，歧視越嚴重；相反，歧視越不嚴重，遠見、眼光、胸懷也就越具有局限性，這是環(huán)境塑造的客觀結果。

在此泛學科中，“歧視”并不具有貶義，而是中性所指。

成本是你放棄了的最大代價（所放棄最大獲取的選擇項），所以在做選擇時要恰當運用“比較優(yōu)勢”原理；

“沉默成本不是成本”（因為已經發(fā)生）具有兩面性，所以在現實中理解這句話時考量的關鍵是“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的權衡.

經濟行為中的“盈利”或“虧損”都是瞬間的“時間點”上的意外結果，新的經濟行為“主體”也始于這個“時間點”。

在交易過程中，“售價”取決于“市場供需關系”而非傳統認識中的“成本決定論”。也因此沒有所謂的“合理利潤率（虧損率）”——商人從來都是“能賺多少就賺多少”，即“利潤最大化”。

針對經濟行為中的“盈利”或“虧損”，有必要進行各種生產要素“歸功”或“歸咎”的分析，并且逆向對生產要素進行“犒賞”或“懲罰”。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應該盡量壓縮各種生產要素的“租”（rent）而使其逼近成本。

這也可以視為“結果導向”理論在經濟過程中的表現。

經濟學認為“所有的傷害是相互的”，在此“傷害”過程中，誰避免意外的成本更低，誰避免意外的責任就更大。

換句話講，資源在成本足夠低的時候，“誰用得最好就歸誰”（科斯定律的核心）。

從這個意義上講，公正或者道德規(guī)范都是效率的考量。

小時候自恃特立獨行，不肯也不屑“隨大流”，事實證明我錯了。

因為那時不懂——其實在生活中“制度成本越低越好”！

這個意義上講，初始的制度很重要，大眾認同的規(guī)則、法律，風俗、習慣等等也都很重要，這些都是交易成本的雛形，是交易成本的初始界定。

用“成本”概念可以詮釋或解決很多“社會交易”，更多的時候無須“講理”（因為理講不清楚）; 而要“講數”，——即尋找平衡點，尋找合作解。